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也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有力地支持了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从而为二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当年，就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永安这片光荣的土地上，正如火如荼开僻了抗日战争另一条战线——抗战进步文化战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为抗战救国奏响一曲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赞歌。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真实故事，正是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你是永安人，不可不知永安事，不可不知永安抗战文化这段辉煌历史。

　　永安成为抗战进步文化名城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侵华日寇的炮声打响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1938年初夏内迁永安，省直机关、大中专院校、文化教育团体各种机构先后迁到永安城乡。永安这个闭塞、落后、清静、美丽的小山城，一下子热闹起来，此时的永安虽是战时省会，福建的政治文化中心，却连电灯都没有，夜间只能挑灯秉烛办公，省政府就设在现在的文庙大成殿内，仅有的一座并不排场的二层小楼是省主席办公会客的地方，城区没有一家像样的商店和大旅馆，较大的饭馆只有一家二层木屋“燕江楼”，街上除了几辆能开得动的木炭车外，仅有寥寥几辆小轿车和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的几辆吉普车，但永安的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却像地火一样喷突而出熊熊燃烧。

　　随着华北大片国土沦丧，上海、南京、福州、厦门及东南沿海各大城市相继失陷，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文化名人、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先后从香港、广东、上海、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辗转来闽云集永安，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携手并肩走到一起来，在物质匮乏、交通不便、医疗卫生条件差，加上日寇飞机轰炸、恶势力猖獗、贫病饥寒多重压迫下，抱着爱国献身精神，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克服困难，勇敢开拓，一往情深地坚持开展各种抗战文化活动，前后持续七年半之久。“其时间之久，出版物之多，作者阵营之大，作品战斗性之强，斗争之激烈，在东南各省可说是独一无二的”。永安这个闽中小城也因此成了名震东南的文化名城，成为当时国统区的一个热点地区，出过羊枣“永安大狱”这样轰动全国的大事件。永安的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在当时形成过不小规模，产生过深刻影响，如此轰动的活动，辉煌的业绩，后来却随着羊枣的入狱，省政府的回迁福州，而烟消云散了，关的关，停的停，走的走，散的散，尽管抗战进步文化播下的火种没有熄灭，更播撒到全国各地，溶入革命的烈火中光照中华，但永安城却沉寂了，燕江河水波涛依旧，桃源风光依然旖旎幽静，但那红红火火的抗战文化氛围却没有了，那“一曲江南月，万众抗敌声”的歌声也听不到了，只留下那破旧的印刷机和远去的记忆。就是到了解放后，也没怎么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不少人直到现在也不大知道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是怎么回事，这主要是前些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认识不够，重视不够，宣传不够，大概怕把那段历史太张扬了，会被说成是为国民党省政府树碑立传。直到改革开放了，永安市委党史办抢抓机遇，组织收集了很多史料，才让我们开了眼界，对当时的情景有了大概认识。其实利用国民党官办的文化舆论阵地，巧妙地进行抗日、民主、进步的文化宣传，正是永安抗战文化的一大特色，他们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的传统，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审时度势开展活动的智慧直到今天仍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我们应该记住永安抗战文化名城的光荣历史，并为永安文化名城的名声远播感到光荣、感到自豪。

　　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盛况空前

　　现在说起当年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来，那规模、那盛况、那精神、那声势，若不亲眼看到那真实的史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一、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永安。抗战的当时，中国很多大城市被日本鬼子占领了。不愿当亡国奴的文化名人除了到延安、到重庆、到桂林等大后方外，就涌到福建永安，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文化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如卢茅居、邵荃麟、“新闻巨子”羊枣50多名等地下党员，有蜚声文坛的著名学者如黎烈文、董秋芳、王亚南等，有富有正义感的爱国民主人士如程星龄、沈铭训、沈炼之、谌震等，还有一大批血气方刚、热情奔放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学生，如余志宏、刘金、郭风、陈耀民、赵家欣等，形成了永安抗战文化的中坚力量，还有支持抗战、追求进步的一些国民党省政府的文化官员，为繁荣抗战进步文化事业都能竭忠尽智作出贡献。抗战期间在永安主持省政的前后两位省主席，1941年9月前是陈仪，以后是刘建绪，虽然背景复杂，但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气候下，两位主席都还比较开明，尽管有国民党特务恶势力干扰，还能创造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陈仪在用人方面比较重视人才，能容纳爱国进步人士，明知是地下党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和鲁迅是同学，很尊重鲁迅，曾买过200套《鲁迅全集》分赠学校图书馆。1949年陈仪在浙江密谋起义，事泄被捕，后转台北拘押，于1951年在台北被蒋介石下令杀害。刘建绪是军人出身，在湘军中从基层排连长干起，后升任师长、军长，至集团军总司令，他的部队曾跟红军打过仗，但他不是蒋介石嫡系，不断受排挤，在他交出军权后，换来一个省主席，他秉性谨小甚微，但有政治头脑，他对抗战进步文化建设还是支持的，他爱护青年，赞同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出资支持创办福建导报和东南出版社，对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礼相待。

　　二、永安的出版印刷发行业非常兴旺，创造了辉煌业绩。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居然先后创建有改进出版社、东南出版社、中华出版社等大小专业出版社30家，大小印刷所20家，编辑出版了大量报纸、刊物和专著。有地下党领导创办的报纸《老百姓》，有《建设导报》、《民主报》、《福建民报》、《中国儿童报》等12种报纸，有《改进》、《现代青年》、《现代文艺》、《民意》、《新福建》、《联合周报》、《十日读》、《国际时事研究》、《社会科学》等129种期刊。还编辑出版了800多种专著和丛书丛刊。永安出版的这些读物种类繁多、发行量大，且多能配合形势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 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社会现实。在永安进步刊物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的作家、学者有100多人，有郭沫若、茅盾、马寅初、千家驹、巴金、王亚南、老舍、范长江、邵力子、臧克家、羊枣、何其芳、胡风、季羡林、冯友兰、骆宾基、费孝通、施蛰存、夏衍、肖军、肖乾、章靳以、谢怀丹、黎烈文、郭风、冯雪峰等，他们文章和专著都在永安出版的刊物、丛书上发表过。有这样强大 的作者阵营和雄厚的编辑力量，永安的抗战文化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使永安出版物的质量和声誉大为提高，成为东南各省乃至全国的畅销读物。

　　当时永安城内主要街巷只有五六条，但设在街面上的书店、书局、书屋竟有17家之多，这还不算出版社、报社自己兼营的图书营业处、门市部。这些书店有的是商务印书馆支馆，有的是重庆、桂林在永安设立的分支书馆，并与昆明、韶关、衡阳、赣州有频繁业务往来，是整个国统区进步文化紧密联系、互通信息、互相配合、彼此呼应的知名度很高的活动中心。

　　三、创立教育、文化学术团体和群众组织40余个，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普及活动。抗战时期永安的戏剧音乐活动特别活跃，有话剧团、平剧团、歌咏团、音乐团、巡回演出团、特教团、文艺研究会10多个，他们除定期组织在永安街头广场举行公演和联欢外，还能配合抗战形势深入乡村演出，演出剧目200多个，除曹禺、陈白尘、洪深著名剧作外，还演一些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传统剧目如《岳飞》、《郑成功》、《戚继光》、《卧薪尝胆》等。省教育厅还组织了三个“战时民众教育巡回施教团，在前后三年时间里，以永安为活动中心，到全省50个县市200多个乡镇演出700多场，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影响深远。曾在国立永安音专任教师的蔡继昆老先生（后出国任菲律宾文化部音乐总监于2004年逝世）前些年回访永安时，感慨万千，他说当年带音专学生到农村演出的情景历历在目。当年在永安有多所大中专学校（农学院、国立音专、师范学校、医专分校、新办的省立永安中学），学生很多，每年都利用星期天或寒暑假到街头、到农村教唱抗日歌曲，张贴标语、话剧表演、通俗演讲，宣传抗战形势，培训国语等等。本来很闭塞的永安农村也吹进了进步文化之风，直到现在，永安再偏僻的山区老百姓，连老太太都会说普通话，这是一个进步标志，这和抗战进步文化的普及有很大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普通话普及还是解放后扫盲活动的开展。

　　一、发扬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爱国主义精神。

　　六十年前，永安是抗战文化名城，六十年后，永安是新兴的文明城市，人民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以前的永安自然不好与现在的永安相比，但那爱国情结却是一脉相承的。永安的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突出表现在对祖国深厚的挚爱之情，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步，他们舍生忘死，抛利取义，以爱国的心灵、民众的眼光、呼唤着民族的强音，纵然遭受迫害，也毫不畏怯，多少个日日夜夜，用犀利之笔写下多少战斗的檄文、时事评论、战地通讯、报告文学、文艺作品，以自己心灵的呐喊去鼓舞战斗的大众的斗争勇气，去增强人民取得胜利的信心。当时在永安的爱国志士、进步文化人士，许多都是才华出众、名及东南的文化名人，可他们的生活却过得十分清苦，而对日寇敌伪的威胁诽谤，挑拨离间、金钱收买依然固守清贫不为所动，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爱国。6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抗日战争历史，不仅仅为追忆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着眼现在，开辟未来。在现阶段，爱国主义就表现为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通过不懈努力，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竞争实力上。

　　二、发扬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团结协作精神。

　　抗战期间，为了团结抗日，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当时在永安的共产党员、革命知识分子、爱国进步人士、政界的开明人士就是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合作、长期坚持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据史料记载和老同志回忆文章介绍，当时永安并没有一个地下党组织来直接统一领导，然而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能搞得那么轰轰烈烈、蓬蓬勃勃，并能按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发展，党的领导还是主要的。当年，党中央在延安曾于1940年9月《关于发展文化活动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区域的抗日文化运动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它不仅是当前抗日战争的武器，而且是对未来变化的推动”。指示中又说，“他们的活动为夺取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伟大抗日战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声音传到永安，他们受到很大的鼓舞。党的领导还体现在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真理的追求，自觉学习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并自觉坚持按照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开展活动。（当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已通过各种渠道从国统区传到永安），更体现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上。虽然他们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职业不同。但从大的方面讲都能谦虚谨慎，团结协作，像有影响的文化名人羊枣、王亚南、邵荃麟、卢茅居等身边都团结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不但坚持发展了抗战文化阵地，还能做到自觉坚持学习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并以此理论作为工作指导方针；要说当年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共产党员们能挺身而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取得民族解放战争完全胜利，那么在今天，在有十三亿人口，有六千八百万共产党员的中国，作为执政的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产党员不发挥先进模范作用行吗，回头看看，对照现在，更体悟到当前进行的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还须共同努力，真正使先进性教育活动成为人民群众的满意工程。

　　三、发扬永安抗战进步文化的敬业精神。当年为了动员抗日、宣传抗日，永安的文化人办了许多新闻出版业务，出了不少刊物书报，条件十分艰苦，人手短少，设备简陋，说是某某编辑部、某某出版社，实际只有几个人，住在茅草屋或庙堂里，蜷伏煤油灯下，从写稿编稿、校对、送审到付印成书、发行、经销都一丝不苟，绝不马虎，不但工作认真勤奋，还要利用一切机会刻苦自学，一个人顶三五个人，生活艰苦不说，还要时刻提高警惕，巧于反动派周旋，稍有疏露就有坐牢丢脑袋的危险，就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他们把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宣传工作视为比生命和家庭还神圣的事业，精益求精，不断改善，使一批批印制精致、内容丰富的书报源源不断奉献给读者。若照现在的一些人看来，他们活得多累，何苦来着。人与人不一样，他们的敬业精神更体现在有崇高理想，坚强信念，有明确奋斗目标和精湛的技能。而当今有一些文化人存在着一种很不健康的虚假倾向，为了赚钱可以胡编乱造，频频泡制出精神废品而不惜误 人子弟，毒化社会文明空气，其他行业也有人，滋生出投机侥幸心理，加上一些大款豪华生活的示范，很叫一批人羡慕和模彷，不是敬业而是敬天，希图“天赐良机”时来运转，不费力气，不用奋斗，突然在某一天就可以获取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这种投机取巧的不实之风，不正是我们今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么。

　　四、发扬永安抗战进步文化以智取胜的斗争精神。当时的永安是国民党的天下，所有舆论工具、出版机关的大权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文化工作是拿国民党的工资，大面上首先要为国民党服务，不为他们服务就不给饭吃，甚至还要被抓起来、坐牢杀头。当时在永安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就是在这样的夹缝里，靠利用合法手段，占领国民党官办的一些文化阵地，并利用这些文化阵地来宣传抗战，宣传进步、宣传民主，还用隐蔽巧妙的手段宣传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一些政治主张，这需要勇气，需要智慧，巧于周旋去从事抗战进步文化工作。他们用文艺演出的形式声讨日寇侵华种种罪行，组织学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黄水谣”、“毕业歌”、“游击队员之歌”、“满江红”等抗日爱国歌曲慷慨激昂，山岳为之动容。据老同志回忆文章称，每当遇到这样的演出，听到这些美妙昂扬，威武雄壮的歌声时，整个会场男女青年热泪盈眶，尽情鼓掌，与会的大家受到一次极其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少青年学生热血沸腾，都想投笔从戎到前线杀敌报效国家。尽管现在的文艺与过去的文艺不能同日而语，现在的演出很华丽、很滑稽、很好笑，笑过之后不知给人留下什么，总给人一种少些英雄主义的阳刚之气的感觉。最近媒体介绍有的地方把《狼牙山五壮士》的课文从小学生课本中清除了，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抗日英雄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忘记就等于背叛。

　　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今天，中日关系发生困难局面，使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日本法西斯虽败降60年了，但阴魂不散，右翼势力承袭其祖宗衣钵，一面极力掩饰其侵略罪行，一次又一次修改教科书，把战争责任推给深受其害的中国，同时把日本的二战战犯当神供奉，连年顶礼膜拜。还公然侵吞我钓鱼岛。因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从个人情绪来讲自然是非常气愤的。特别像我们这把年纪的曾目睹耳闻过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惨烈场面的老人来说，更是气愤不打一处来，但仔细想一想，气愤归气愤，也不是非干一仗才过瘾，从长远来看，还应理智应对。按照胡锦涛主席在雅加答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时提出的“五点”精神去做。做到：认清大局、冷静分析、区别对待、依法行事、有理有利、以智取胜。使中日两国人民回到世代友好、睦邻相处的轨道上来。